中国毛巾工业开拓者——陈万运三友实业社三角牌毛巾
栏目:毛巾浴巾 发布时间:2024-08-22
PG电子模拟器家纺生活馆, 说起宁波商人陈万运,老一辈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位于引翔港的三友实业社的领军人物,不仅开创了中国毛巾工业的先河,而且是个著名的爱国人士,特别是日军占领时期以其爱国表现为后人所敬仰和称道。  1912年4月,陈万运与朋友沈九成、沈启涌开设三友实业社,制造洋烛烛芯,产品商标定名为“金星”牌。不久,陈万运看到当时日货“铁锚”牌毛巾充斥市场,很受市场欢迎,而国产毛巾却因质地粗糙,少有人问津,萌发了生产

  说起宁波商人陈万运,老一辈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位于引翔港的三友实业社的领军人物,不仅开创了中国毛巾工业的先河,而且是个著名的爱国人士,特别是日军占领时期以其爱国表现为后人所敬仰和称道。

  1912年4月,陈万运与朋友沈九成、沈启涌开设三友实业社,制造洋烛烛芯,产品商标定名为“金星”牌。不久,陈万运看到当时日货“铁锚”牌毛巾充斥市场,很受市场欢迎,而国产毛巾却因质地粗糙,少有人问津,萌发了生产优质国产毛巾,以国货代替日货的想法。何况毛巾是千家万户所需的日用品,市场容量很大,于是陈万运增资3万元,成立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现双阳路62号),在杨树浦引翔港购地30亩,建造规模较大的生产总厂,生产“三角”牌毛巾,与西邻日商东华毛巾厂(生产“铁锚”牌毛巾)抗衡。“三角”牌于1919年在北京农商部注册备案,其图案是由一个圆圈加内三角组成,寓意三人同甘苫、共患难。

  产品出来了,但要打开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三角”牌毛巾质量不如“铁锚”牌,价格也高于日货,自然要败下阵来。为了赢得竞争,陈万运聘请了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纺织专家把好技术关,仔细研究日本毛巾的技术优势,又针对日本毛巾花色单调、洁白度不足的缺陷,采取有效措施,他们把生纱漂白改为熟纱漂白,使毛巾的吸水、手感、白度、纱支脱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当时漂炼上艺上的革新。接着,三友社继续开展毛巾花式的研究,他们把原来生产多年、式样单调的红蓝档式毛巾,改进一下,用鲜红色在雪白平布上印上“祝君早安”字句,还为大宗客户免费加印字号。以后,三友实业社又研究生产新颖别致的多片综织造的回纹浴巾。这三招,招招都使国产毛巾的质量得到了巨大飞跃。投放市场后,深受广大用户青睐,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

  1919年五网运动爆发后,日货、爱用国货思想深入人心,三友社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激发爱国热情的广告,如新产品“透凉罗”问世时,就有“透凉罗”打倒“珠罗纱”、“护卫国货的成长也是国民天职”等广告,还聘请漫画家张乐平、叶浅予等为三友社绘制宣传画。诸如此类行动,打破了日商、英商毛巾在上海市场的垄断。市民争用国货,爱用国货,商人也经销国货,“三角”牌毛巾从此销售日广,全盘占领了上海市场。日货“铁锚”牌毛巾则节节败退,后来一蹶不振。

  企业要取得长足发展,关键是尊重知识,重视技术,起用能人。陈万运对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无不招致延聘,罗致门下,曾花重金引进留学归国的专家,然后再派他们进入日商企业“留学”。但陈万运对纨绔子弟却深恶痛绝。他曾在《机联会刊》发表·篇题为《三爷》的文章。文章说,“少爷”、“姑爷”、“舅爷”这些人都依仗后台,好逸恶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企业若招收这类人进厂,休想大展宏图,谋求发达。此文发表后,曾引起社会人士的强烈反响。

  三友灾业社由于经营管理得法,企业发展很快,三友的产品之多、营业之盛,在当时实业界中是屈指可数的。随着“三角”牌毛巾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三友社的利润也水涨船高,职工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上商企业。陈万运还在厂里设立图书馆、俱乐部、医疗室等设施,处处为上人福利着想,因此三友社的工人们以社为家,凝聚力极强。不久,三友实业社又盘买了杭州通益众纱厂和鼎新织布厂,改为二友社杭州分厂。陈万运集中精力经营杭州分厂,实现了自纺自织自染门整。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生产总厂的工人们抗日热情高涨,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三友抗日义勇军,多达400余人参加,陈万运亲任大队长,队员自费做了军装,天天在上班前操练。上操时,背了木制步枪,上了铅皮做的刺刀,高唱自编的战歌:“我国不幸,水灾兵祸受尽折磨,暴日兴兵,强盗杀人放火,我们要精忠报国,要把那日本帝国主义打破。”抗日义勇军还在厂门口高墙上贴了·幅巨型宣传画,标题是“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画的是一个义勇军战十,拿着长枪对准日本兵。西邻日商东华毛巾厂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设有嘹望台,每天都能看到三友社毛巾厂的行动,恨得牙痒痒,视为眼中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夕,日寇到处寻衅,蓄意挑起战争。1月中旬,日本特务冒充和尚在三友总厂附近刺探情报,与工人发生冲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日僧事件,被称为引发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势力立即借机而发,日军集合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70余人,携带枪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潜赴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不久淞沪抗战爆发,三友总厂被日军炮火炸毁,设备破坏殆尽,损失惨重,1932年6月被迫停产。

  三友总厂停工后,陈万运去杭州主持分厂生产,可屋漏偏逢连夜雨,杭州分厂很快也被日军侵占。日军借机要挟陈万运出任维持会长,但陈大义凛然,拒不落水,悄悄躲在杭州郊外翁家山和杨梅岭两个山洞中,后乘机潜行返沪。日方得到消息后,又通过债权人浙江兴业银行关系,专程来沪向陈万运提出合作要求,尽管软硬兼施,仍遭到拒绝。1938年12月9日、10日,《申报》、《新闻报》、《文汇报》、《大公报》pg电子游戏官网等竞相登载此消息,支持三友社的爱国行为,赞赏陈的道德操守。由于三友社的企业已经彻底停产,为维持三友实业社职工的生活,陈万运在租界发售存货,经销国产针、棉织品及生产三友补丸等中成药。但由于物价飞涨,资金耗用殆尽,三友社处境极其艰难,债台高筑。无奈之下,传来上海国华工业投资公司有意收购日军管制下的杭州分厂的消息,心情抑郁的陈万运仰天长叹:“卖了吧!”杭州分厂从此易主。抗战胜利后,陈万运仍想重振旧业,可惜生产基础荡然无存,终于无力回天。

  1950年8月,爱国实业家陈万运在上海新昌路金椿里职工宿舍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终年66岁。他生前俭朴自廉,死后身无长物,连丧葬费也由公厂筹措。陈万运虽然生不逢时,但依赖其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和爱国热情,在近代上海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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