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85年4月的延安之行，是她在共和国成立后唯一一次回延安。此事距今只有40多年的历史，参与接待的当事人大都健在，但多种版本的文史资料与回忆文章记述均有明显出入。笔者在查阅相关回忆文章与文史资料、走访参与接待的当事人的基础上，力求在多种材料的相互映证中，详述丁玲短暂的延安之行，全面还原这三天的基本情况，以求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的本真状态。

　　现代著名作家丁玲自1936年10月奔赴陕北后，她的人生与命运就与延安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她1936年到1945年，先后在陕北保安乃至延安等地生活、战斗了10年左右；而她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人生际遇，也与延安有着密切关联。1985年4月5日到7日，她在离开延安40多年后第一次重返延安并作短暂访问。1这也是她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唯一一次回延安。丁玲此次回延安的情况，“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最新成果”2的《丁玲传》中有大约300字左右的记述。

　　4月5日恰逢清明节，早7点半出发去延安，在黄陵吃午饭，拜谒黄帝陵。途中参观了洛川会议旧址。晚6时到延安。

　　丁玲在陕北住了10个年头，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四十年来魂牵梦绕，但她只有一天时间。4月6日上午参观枣园、延安大学、杨家岭及革命纪念馆。她在延安大学讲话说：没有延安，就没有我以后的50年，我是在这块土地上，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有了延安垫底，我才能战胜以后的艰难。下午参观清凉山《解放日报》旧址、宝塔山、新市场。晚上会见了作家路遥，丁玲听说它有一个构思，赶紧约他给《中国》写稿子。

　　4月7日早8时离开延安，依依不舍，却又无可奈何，几十年来的思念和心愿，就只有这么走马观花的匆匆一瞥，谁让你偏有个《中国》呢？3

　　这300多字简要叙述了丁玲1985年4月的延安之行。事实上，丁玲延安之行的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行程信息却非常丰富。为了厘清丁玲1985年4月延安之行的基本情况，笔者查阅了相关回忆文章、文史资料与当地的报纸，也走访了参与接待丁玲的部分当事人，发现包括《丁玲传》在内的关于丁玲重回延安的一些相关记述，均与事实有所出入，有些则明显有误。4

　　甄别事实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学者朱维铮教授就认为：“我不以为传统考据方法所得结论便等同于历史事实，我也不以为义理一词可以作为历史认识的同义词……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追究‘为什么’。”5因此，笔者力求在多方材料的相互映证中全面还原丁玲延安之行的基本情况，以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丁玲选择4月5日去延安，主要是想参加清明节黄帝陵祭祖活动。北京方面陪同她的人员有丁玲的丈夫陈明和冯雪峰之子、《中国》文学月刊冯夏熊；陕西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陕西省文联常务副主席方杰、《陕西日报》主任记者肖云儒等人。在4月5日上午的黄帝陵祭祖仪式上，陕西省人民政府、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延安地区行政公署、黄陵县人大、县人民政府、政协和社会各界人士、港澳台胞、海外华侨代表共4000余人，参加了隆重的黄帝陵祭祖仪式。6

　　这一天的上午，丁玲一行在黄帝陵景区偶遇参加祭祖活动的延安大学“布谷诗社”的学生。延安大学政82级学生、“布谷诗社”社长刘耿同学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丁玲，主动上前问好，并诚挚邀请丁玲访问延安期间，来延安大学做客。7有着深厚延安情结的丁玲，面对来自延大文学青年的真诚问候与邀请，当即愉快地答应抽时间去延大看看。

　　延安大学是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由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1941年7月30日，中央作出决定，把抗战之初就创办的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干校合并，由亲自确立校名为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成立和发展是党在陕甘宁边区发展教育力量、培育人才的重要部署，作为“老延安”的丁玲自然深知当年创立延安大学的用意，也想要为老区的青年学生们作一些贡献。陪同的陈明与冯夏熊，则让这个热情的年轻人下午到延安宾馆商量访问延大的具体细节。双方商定好4月6日上午去延大访问。在确定去延大时间后，刘耿又赶回学校，向时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的申沛昌汇报邀请丁玲来学校事。丁玲要去延大访问，这可是件大事。申沛昌当即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此事，安排第二天上午的访问程序。

　　4月5日下午大约6点左右，丁玲在阔别延安40年后重回这片土地。延安方面参与接待的有延安地委顾问、诗人黑振东，延安地区文联副主席杨明春、曹谷溪等人。据参与陪同的肖云儒回忆，当晚，黑振东与丁玲、陈明聊天时谈起他与延安地委书记郝延寿小时候都跳过“丁玲舞”。陈明便用陕甘宁边区的方式拉开了“再来一个要不要”，丁玲说：其实这不是她编的舞，是谐音，演员的手、脚都带着铜铃，跳起来叮铃作响，“叮呤舞”被叫成“丁玲舞”，就这样叫开了。8

　　4月6日，正是星期六。丁玲一行上午在延安城参观的路线，先是枣园革命旧居，再去延安大学，然后再到杨家岭旧居与延安革命纪念馆。据当时参与陪同的诗人曹谷溪回忆，丁玲“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穿着一件非常新的花绸布衫，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迎来许多惊异的目光。”9

　　上午9点半左右，丁玲一行参观完枣园革命旧址后，随即去延大访问。在快到延大的兰家坪大桥上，丁玲特意让司机停车。她指着延大三大门方向的小路说，当年孩子们就从这里过桥，去安塞的保育小学。“我那孩子，等于是延安人啊，他现在许多朋友，都是延安时交下的。延安不但是我们国家人长住的根据地，而且是我国人的苗圃。——现在许多新的国家领导，都是延安保小的人！……”10

　　延安大学坐落在延安城北郊的杨家岭，过了兰家坪大桥，麻将胡了最新官方版下载就是延大了。在大门口等候已久的延大主要领导与“布谷诗社”的学生们迎上前去，把丁玲一行接到新建的图书馆前举行活动。大体有这样几项：一是延大“布谷诗社”社长刘耿与核心骨干、中84级女生屈爱东分别给丁玲与陈明佩戴延大校徽；二是“布谷诗社”社长刘耿向丁玲赠送《布谷》诗报；三是邀请丁玲演讲；四是请丁玲题写“布谷诗社”社名。陪同丁玲的延安地委顾问黑振东，当场即兴赋诗祝贺。

　　关于丁玲的演讲，回忆者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刘耿回忆，丁玲的演讲大体是40分钟左右，主要围绕“青年”、“革命”、“诗歌”与“延安”这几个关键词来展开，因时间过了40多年了，具体演讲内容记不清了。11

　　而陪同参观的诗人谷溪回忆丁玲面对延大的众多师生，大声演讲：“延安大学，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光荣的大学！在过去的年代，她为民族解放，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绝的贡献。”在热烈的掌声中，她进一步放大嗓门说：“封闭的时代即将过去，一个改革开放新的时代就要到来！延安大学应该肩负更为艰巨，更为光荣的任务。未来的辉煌与光荣属于你们！”他还回忆了“丁玲延安之行在延安大学讲的话最多。当时尽管没有扩音设备，可是她成功的演讲，不仅在延大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震撼了沉静的黄土高原”。12

　　这显然是典型的诗人性的回忆，浪漫而夸张，融入了诗人的合理想象。事实上，一个没有扩音设备的封闭场地演讲，在没有报刊及时跟进报道的情况下，怎能“震撼了沉静的黄土高原”呢？

　　在时任《陕西日报》主任记者的肖云儒听来，却又是这样的话语：“离开延安，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梦、魂、缠、绕！”

　　“如果没有延安，就没有我以后的五十年。此话怎么讲？因为，我是在这块土地上，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想延安，不光爱这里的山川风物、婆姨娃娃、红枣小米，主要是因为延安改变了我这个很不好改变的人。有了延安垫底，我才能战胜以后的艰难，才能在北大荒扎下根，和那里的人打成一片，在风雪严寒中感到温暖。五十年来，我生活的地方变了，但人民没有变，延安给我的营养没有变！”

　　“中国的革命是相当艰苦和曲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说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从建国到现在36年了，我们还处在万里长征的开头。我们来到一个新起点。”

　　“今天，八十岁的我和二十岁的各位，都在同样的课题下起步。我们这一代是老了，不行了，但是，我要说，我们的延、安、精、神，是行的。延安精神要我们去艰苦奋斗，要我们创造革新，这样的精神，现在行，将来也行，会永远吃得开！同学们，在四次作协代表会上，我看见坐在我前面的代表，后脑勺的白发少了，秃顶少了，好高兴呀！将来的中国，将来的文学，要靠青年，靠你们，你们靠什么？依我看，靠马列，靠知识，也还要靠延安精神，靠发展了的延安精神！……”13

　　而刘向东、王增如撰写的《丁玲传》记述则较为简单：“她在延安大学讲话说：没有延安，就没有我以后的50年，我是在这块土地上，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有了延安垫底，我才能战胜以后的艰难。”14

　　从文字上推断，《丁玲传》的记述是在肖云儒的记述上衍化出来的。丁玲面对热情的青年大学生们，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她对延安这片土地、对自己过往峥嵘岁月的怀念与深情。

　　关于丁玲的延大之行，笔者也查阅了《延安大学大事记》，发现其中的记载并不清晰：“（4月）11—12日，著名女作家丁玲访问延安，最后一站到延安大学，《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介绍，在来访延安之前，丁玲应延安大学‘布谷诗社’社长刘耿邀请，为布谷诗社题写了刊名，并作了演讲。”15

　　显然，这里面有三处错误信息：一是访问延安的时间不对，把4月5日至7日，写成“4月11—12日”；二是“最后一站到延安大学”不对，是4月6日上午来延大访问；三是丁玲给延大“布谷诗社”题写刊名，是演讲后发生的事情，不是来延大之前的事情。在一本《杨家岭下沐春风：生活在1958年—1988年的延安大学》关于延大历史的记述著作中，也把丁玲来延大的时间与地点记述错了：“1985年4月11日，81岁的著名作家丁玲来到延安大学，让布谷诗社的同学们兴奋异常。丁玲在北阶梯教室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并欣然接受同学们的邀请，为布谷诗社的刊物题写了刊名。”16

　　而《延安大学大事记》的信息来源于时任《延安文学》的主编谷溪。但在谷溪公开发表的文章《丁玲的延安情与“麻塔梦”》中，虽然记准了4月6日，又把上午记成了下午，“延安大学是丁玲一行参观访问的最后一站。延安大学建国以来的巨大变化，将她的延安之行推到高潮。”17

　　可以推测，《延安大学大事记》中关于丁玲访问延大的错误信息不光是受到谷溪的影响，可能还有一个错误信息的诱导，使“大事记”的编纂人员在未加考辨的情况下杂糅使用，进而以讹传讹流播开来。

　　丁玲延安访问的第三站，是杨家岭革命旧址。曹谷溪回忆：“在中央办公厅小楼门口，有一张和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的大幅照片（丁玲和等同志在前排就坐）。在这张照片前她默立许久，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有人要她辨认这张照片上的人物，她未作应答，只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年，我们是朋友；以后，就变成了君臣’。”18

　　曹谷溪是延安当地著名诗人，他与丁玲、艾青、萧军、贺敬之等延安时期老一代作家、诗人关系密切。他近距离观察到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以及听到丁玲的自言自语，这两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这进一步映证了“与革命相向而行”19的丁玲，在人生晚年百感交集的心绪。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丁玲接受了《延安报》记者的采访，她对记者说：“回到延安，总算了却了四十多年的一桩心事，我重温了历史上重要的一课。”20在采访之时，丁玲还应邀为《延安报》题写：“祝贺《延安报》创刊三十五周年”，此题词的照片刊于《延安报》1985年4月11日第1版左下角。

　　丁玲随后去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时，还表示要将珍藏的一条边区生产的花格毛毯，捐给纪念馆。她为纪念馆题词：“重大历史上的重大一课！”，21给纪念馆即将出版的画册《圣地延安》题写了书名。22

　　中午时分，丁玲去延安清凉山景区参观。清凉山在延安时期是著名的“新闻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机构均挤在这里。陈毅将军在1945年“七大”期间有诗赞誉：“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丁玲1941年初夏到1942年3月，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就在清凉山上工作。她故地重游、触景生情也在情理之中。谷溪回忆：“中午时分，丁玲步行爬上清凉山，清凉山的风，一扫满脸阴霾，她兴致勃勃地踏上坎坷不平的层层石阶，对随行者说：‘这儿我很熟悉，那时，我在《解放日报》担任副刊主编，常常来这里校对清样。’走在旁边的延安地区文艺研究室主任杨明春不失时机地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不满10岁的小学生。1946年《解放日报》上还登过一篇题为《杨明春和他的娃娃识字组》，后来还收入陕甘宁边区《初小国语》课本里。’听了杨明春的话，丁玲以慈母般慈祥的目光对他说：‘咱们线

　　万佛洞洞口静静陈列着一尊石碑，上书“延安革命旧址中央印刷厂印刷车间1937.1——1948.3”几个楷体大字。在万佛洞里，丁玲不无惋惜地说：“这里原来有三尊大佛像，因为要做印刷车间，被砸掉了……”谷溪回忆，就在万佛洞内，丁玲触景生情，回忆说：“那时延安同志们的生活都十分艰苦，住自己开挖的土窑洞，也住这样的石头洞穴。这些地方，不仅通风不好，而且又潮又湿；吃的是小米干饭煮白菜，碗里瞅不见一点油花花；穿的是打补丁的灰布军装；用的是自己制造的钢笔和马兰纸……尽管条件是那么艰苦，可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却十分饱满——一心一意干事业。”24

　　万佛洞旁边是延安的文人墨客们在1980年代初建成的“清凉诗社”——一座茶亭。走出万佛洞，黑振东请丁玲与陈明到“清凉诗社”的茶亭休息。一杯茶后，管理处主任立即拿出一本精美的“签名册”，请丁玲题诗。丁玲笑着说：“大家一起凑吧!”说罢她带头先题一句：“重上清凉山”，然后交给老伴陈明，陈老略思片刻，续了一句：“酸甜苦辣咸”，转身交给延安地委顾问黑振东。黑振东脱口两句：“说来又说去，还是延水甜”。丁玲拿过诗册，细品一番，说：“‘说来又说去’不好，应改为‘思来又想去’”。停了停，她笑呵呵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是集体创作打油诗！”25

　　应该说，丁玲与陈明不经意间吟出的“重上清凉山，酸甜苦辣咸，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这四句打油诗，说尽了他们对延安、对延安时期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休息片刻后，丁玲游兴尚浓，参观紧挨诗社的“弥勒佛窟”。石窟门口镌刻着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洞内独有一尊与山岩连体的弥勒佛石像，佛像前香烟缭绕，有一签筒正置石桌之上。谷溪回忆，有人提议丁玲抽上一签，她不无感慨地说：“我的命运我知道。”因为游兴正浓，她信手举起签筒轻摇了三下，便蹦出一签“明月高照”，大伙一起鼓掌说好签。她笑说：“神也尽挑好话说。”接着又摇出第二签“行船风顺”，笑得更开心了：“不信，不信，我的命哪有这么好？”回头将签筒递给陈明：“来，你也摇一签。”陈明虔诚地闭目三摇，竟出人意料地跳出“阴阳道合”签来。众人高兴地拍手叫好：“灵、真灵。弥勒佛果然道出了二老相依为命，甘苦与共，‘阴阳道合’的天意啊！”26

　　丁玲与陈明在延安清凉山弥勒佛前抽签一事，不是人们演绎与杜撰出来的。李向东、王增如合撰的《丁玲传》中也有记载：“4月8日下午丁玲、陈明飞回北京。丁玲告诉接站的秘书：前天在延安清凉山千佛洞看到一副对联：大肚宽容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尽天下可笑之人。她和陈明两人抽了签，都是上上签！”27

　　一是时任丁玲秘书的王增如女士不在延安现场，她关于丁玲延安之行的故事均来自于别人的转述或者相关文字；二是丁玲4月8日回到北京后告诉接机的秘书抽签一事，正是为《中国》杂志内部不团结一事烦乱心情的自然流露，也有无可奈何的自我嘲解之意吧！三是因为未到现场，关于清凉山的记忆有两处错误，一是把“万佛洞”写成“千佛洞”；二是把对联内容也记错了；其它不论，就形式而言，它不对仗。据肖云儒记述，“这天晚上，延安文联副主席杨明春将这三七二十一个字写成一幅中堂，送给两位作家，他们欣喜地把这个祝愿带到北京去了。”28

　　年过80，身患慢性病的丁玲，在延安期间身体仍处于高强度、超负荷的运作状态。她白天参观革命旧址，同延安大学的师生们交流，晚上也未停止工作。肖云儒还回忆，4月6日晚延安地委在延安宾馆设宴款待丁玲一行。丁玲听说路遥躲在延安写长篇，一定要见见他，但谁也找不到，路遥在延安的住处一直保密。肖云儒托人从《延安报》当记者的路遥弟弟王天乐那里获取了接头地点和“密电码”后，才把路遥挖出来。丁玲坚持要路遥坐在自己旁边，“密谈”文学。饭后，丁玲望着路遥背影赞赏有加，认为这么切实的一个青年人，像个搞创作的人。29

　　严格意义上讲，丁玲1985年4月的延安之行只在延安城内活动了一整天，4月7日早晨八点便离开延安赶往西安。据《延安报》报道，“丁玲访问延安受到了延安地委、行政公署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她对前来看望她的地委书记郝延寿、行署专员高凤岐、副专员呼三等领导同志说：‘延安的变化很大，延安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要用手中这支笔不断地写延安，谱写延安精神的新赞歌’。”30

　　然而，丁玲1985年4月这样一次匆忙的延安之行，却在多种版本的记述中均有错误，这不能不令人感慨唏嘘。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瑶先生曾讲过这样一番话：“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31

　　王瑶先生当年的言语击中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要害，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工作仍是其研究的短板。事实上，我们在高谈阔论地不断证明某些合理性的重要论断时，更要俯下身子把资料工作的地基夯实，只有这样，高论才不会“塌陷”。

　　1丁玲为何在1985年4月访问延安，李向东、王增如推测：“1984年4月丁玲把史铁生接到家中面谈后，多次在讲话中赞赏《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小说对陕北农民和农村生活细腻的描绘以及通篇洋溢的温馨笔调，一定激发了丁玲的陕北回忆，从而坚定了她回延安的愿望。”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752页。其实，时任《陕西日报》记者肖云儒早在1979年9月就专访过丁玲，并撰写《“真想延安！”——访丁玲》，称丁玲接受采访时，念念叨叨“真想延安！”、“三四十年了，想起延安，心都开了。延安在我心里，比王府井还热闹。那时的延安，文化人活跃，文化生活活跃。”肖云儒：《走过——肖云儒散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5页。笔者认为李向东、王增如的推测较为合理。延安是丁玲人生的重要驿站，也是她的重要心结。当机会成熟时，她就会义无反顾地回延安看看。

　　4如政协延安市委员会与延安市档案局合编的《延安古今大事记》的记述就明显错误：“4月11日，著名作家丁玲来延安参观访问。”政协延安市委员会、延安市档案局合编：《延安古今大事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20页。关于丁玲访问延安的最早媒体报道，是延安地委机关报《延安报》1985年4月11日（星期四）第1版的杨捷的消息稿《著名女作家丁玲访问延安》。当时《延安报》是对开周三小报，出版周期较长。4月5日清明节黄帝陵的新闻就是4月9日报道的，周期之长可见一斑。

　　5王韧：《稀缺的学者——悼念朱维铮先生》，《传记文学》2012年第8期。

　　6《延安报》1985年4月9日第1版消息稿《我省各界人士清明节祭黄陵》作了报道，但报道中未提及丁玲的祭祖活动。

　　72018年6月9日23时，海南省对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刘耿先生接受笔者的电话采访，非常激动地回忆了那次偶遇丁玲并邀请丁玲访问延大的细节。

　　8肖云儒：《又见塔影——访陕七日中的丁玲》，《走过——肖云儒散文》，第305页。此文早在1985年5月1日就写成，并公开发表。

　　9谷溪：《丁玲的延安情和“麻塔梦”》，《陕北父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页。

　　112018年6月9日，刘耿接受笔者电线谷溪：《陕北父老》，第50—51页。

　　15延安大学档案馆：《延安大学大事记：1958—2010》（延安大学内部发行），2013年，第71页。

　　16杨延：《杨家岭下沐春风：生活在1958年—1988年的延安大学》，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74页。

　　19解志熙：《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第1页。

　　20杨捷：《著名女作家丁玲访问延安》，《延安报》1985年4月11日第1版。

　　22张建儒：《延安革命纪念馆60年纪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9页。

　　29肖云儒：《文始文终忆路遥》，李星、晓雷主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8页。

　　30杨捷：《著名女作家丁玲访问延安》，《延安报》1985年4月11日第1版。

　　31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