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子平台要实现共同富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进村（社）共同发展是必经之路。“共同缔造”又是推进城乡发展变革、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最为有效的参与式实践路径之一。“共同缔造”旨在积极调动群众、村（社）、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突出问题和需求导向，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路径，发动群众“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为基本价值导向，构建起一套“党委（政府）引领—发动群众—多方参与—政府权力淡化—权力交还基层”为主线的可持续发展过程。鄞州区将全域社会治理理念融入“共同缔造”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之中，成功激活了主体、市场、政策、组织等关键要素，形成了具有鄞州特色的可复制、可推广路径。

　　这一模式主要以老旧小区改造居多。老旧小区改造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是资金紧张，之二是众口难调。鹂西走廊开创了“众筹”改造模式。白鹤街道邀请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货币、实物等形式公益众筹了建造所需的500万资金和部分人力、物力，16家辖区内的共建单位与众多居民参与了筹钱、出力、捐物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凝聚人心、共筑家园的精神体现，后期居民的共同养护和志愿服务自然是水到渠成。模式相近的有孔雀社区老旧小区改造，改造资金来源由政府拨款与800户居民补交的维修基金共同组成，用于电子门禁、雨污分流、四网合一等改造工程，并成功实现全市首个电梯加装案例，成为老旧小区改造的标杆。

　　这一模式的主导者一般都是党委（政府），宣传发动群众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共同家园的建设中来。例如在孔雀小区的改造中，就有24人组成的工作小组挨家挨户上门动员补缴维修基金，面对少数业主不理解不配合，工作小组耐心劝说，并率先在共识基础较好的3个居民楼入手开始改造，以实际效果动员观望的群众主动补缴，最终补缴率达到90%以上。

　　这一模式在较早年代涌现出了一批典型案例，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湾底村、回龙村、划船社区都在此列。乡贤能人的个人致富能力、带动能力与家乡情怀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湾底村在吴祖楣老书记带领下共同创办锉刀厂，通过党组织书记和经济合作社社长一肩挑、党员干部和村办企业管理层交叉任职等方式，相继实现利润翻番、产品出口、产值破千万等一个个“带富小目标”。2020年村净资产达11亿元、集体经济收入326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5.5万元。回龙村在“领头羊”董海浩的带领下做大“蛋糕”，从10年前的年集体收入不足200万，到2021年的预计1600万元，并朝着“让村民们过上比城里人还舒坦的日子”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划船社区作为老旧小区管理服务的典型，在“小巷总理”俞复玲的带领下，创建“365社区服务法”，打造美丽和谐的社区公共服务环境，她本人被称为划船社区的“掌舵人”，也因此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等一系列“国字头”荣誉。

　　这一模式充分体现了人才在共同富裕中的重要引领作用。“领头羊”一方面拥有带头创业致富的能力，另一方面具有甘于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质，带动村（社）民实现共同富裕。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吴祖楣坚持集体资产“不转制”，实行集体控股的股份合作制发展模式，错过了自己“做富翁”的机会，缔造了“人民第一”的发展理念。群众对能人充分信任、支持，定位在“跟着跑”，以此共同缔造理想家园。但是能人带头模式如何保持持久优势和有机更新，将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是这一模式必须交出的答卷。

　　这一模式是新兴的乡村振兴路径。2020年开始，鄞州区提出并运用“艺术振兴乡村”的理念，探索通过文化艺术赋能乡村建设，让艺术融入乡村、文化滋养心灵、文明引领生活、产业顺势导入，初步实现了环境美化、产业优化、社会文明。如城杨村，在中国人民大学丛志强教授团队带领下，进行村庄改建规划整治，组建了6支80个人左右的艺工队，6个月时间完成村内60多个景观节点打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面貌意气风发，村内产业蒸蒸日上。2021年吸引游客超7万人次，村民年收入从3万元增加到8万元，村集体新增展览馆、酒吧、直播间等固定资产面积共约370平方米，村集体自营年收入预计从原先不到10万元增长到30万元以上，“空心村”自此完成“蝶变”。以此为契机，俞塘村、洋山村、丹凤社区均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引入“艺术振兴”模式，通过挖宝、育人、造物、创业、运营五大模块，让乡村（社区）建起来、活下去、火起来、强起来，以艺术为抓手形成区域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

　　这一模式充分发挥出了外来专业团队的“鲶鱼效应”，从专业的第三方视角出发，在不破坏乡村（社）自身生态和生活规律基础上，审视与重塑乡村（社）之美，在社会治理层面形成领导干部、乡村村民、外来人才、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局面；在产业发展层面形成以乡村旅游为指向的经济—生态的互动联系，最终促成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治理理念早先有过各种探索，例如村民自治、多主体参与、设计下乡、资本下乡等，但是普遍面临社会资本过度介入导致村（社）异化、党委（政府）大包大揽导致后劲不足等瓶颈，归根结底是共同缔造理念的缺位。以党委（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以规划团队和社会力量为辅助，共同参与村（社）振兴是鄞州区“共同缔造”推进村（社）共同富裕的特色模式。总体来说，这一模式具有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五共”共治的优势特点。

　　通过分权赋能、权力下放实现纵向权力的合理配置。尽管每个村（社）的牵头、建设和参与主体不尽相同，但都做到区级统筹（改革和精简工程审批手续等）、镇（街）村（社）具体实施、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氛围带动群众多方参与，多级联动，平衡资本与村（社）集体、村（社）民之间的关系，确保村（社）民在此过程中受益，深刻诠释共同缔造的内涵。在这一上下结合、层层递进的体系中，“到底”往往是“共同缔造”中的短板，作为直接主体和受益者的群众如何有效参与并真正获益一直是其中难点痛点。鄞州区积极应用决策系统、投票平台等数字化手段，发挥党员战斗堡垒作用，依托议事平台、红色物管、临时党支部等平台，真正实现群众共治、共建、共享。

　　通过内外同步，多元一体实现权力横向平衡。传统治理模式中，村（社）民共谋可以保障村（社）民主体权益，但可能由于意见不统一、利益难以协调等原因最终限制村（社）发展；政府包办，又容易出现两张皮现象，在可持续性和认同度上存在隐患，因此多主体共谋达成发展共识，并因地制宜，做好不同村（社）实际下的“共同缔造”，是多元共治的正确解法。此种模式下，除了党委（政府）、村（社）集体、村民等直接相关主体，还聚集了多样化的社会力量，包括资本、社会团体、人才，以及规划、设计、施工等专业团队。

　　通过“五共”共治实现全过程“共同缔造”，这也是鄞州区全域社会治理“五共”理念的生动实践。村（社）振兴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以引领式共转为主要形式的第一阶段为村（社）振兴提供组织基础，以多元式共治、对话式协商、契约式共建为主要形式构成村（社）振兴的重点环节，以普惠式共享作为村（社）振兴的根本保障和最终归宿。

　　“共同缔造”是鄞州区推进村（社）共同富裕的成功密码之一，也是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未来，应当遵循难点击破——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的发展路径，推广这一发展理念。

　　不管从“大政府、小社会”现实下区域管理惯性而言，还是从区域治理主体间的权力与资源平衡角度而言，在村（社）建设过程中政府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执行权。这就导致在村（社）建设过程中的“治理—服务”逻辑往往弱化于“政治—管理”和“经济—发展”逻辑，也很容易出现因追求经济发展而出现偏向地方主政领导意愿或专家学者意见、忽视社会公众普遍意愿的倾向，造成多元主体参与区划治理的结构性失衡。

　　鄞州区各村（社）在“共同缔造”下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无不建立在问题导向基础上，即不是看政府能提供什么资源、想建成什么“盆景”，而是看群众生活生产中需要什么改善、村（社）发展有什么自身条件和优势。在村（社）建设中，除了治理创新下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还要将服务质量和效益纳入核心目标，而能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正是衡量服务质量与效益的关键标准。在“共同缔造”中真正回应诉求、惠及民生，全面夯实村（社）共同富裕的民意基础是核心关键。

　　一直以来，政府出力，百姓看戏的问题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阻碍。事实上，村（社）振兴不仅有赖于政府的主导、介入和推动，也离不开社会组织的资源投入和主体整合，更有赖于群众的直接参与与治理。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对村（社）建设的介入，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实现“助人自助”，即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村（社）建设，帮助群众锻炼、提高社会参与和自治的能力和水平。

　　明确政府、规划师、群众、企业等各村（社）振兴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积极推动各角色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变，是推广“共同缔造”推进村（社）共同富裕过程的核心要求。在传统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是决策者、执行者、管理者，而本应作为共治主体之一的规划师、群众和企业则更多地被排除在外；“共同缔造”下的共同富裕过程则要求弱化政府的“包管”角色，更好地发挥其他主体协调、参与、补充的功能。其实践过程以各参与主体在厘清自身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进行村（社）事务的再分配，而在共建过程中再度完善各主体的整体角色转变。社区参与主体通过多元协同合作、完善内部结构，加强彼此间的联合和同盟，参与社区公共部门的决策和改革，从而更好地影响社区公共资源的调配和使用。

　　从“共同缔造”的不同模式来看，社会精英和专业团队都起到了“穿针引线”“引路搭桥”的作用。可以说，无论是社会精英或是专业团队，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都凭借自身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较强的专业能力，带领群众在治理创新过程中改革争先，走在了共同富裕建设的前列。但同时，当社会精英由于年龄、身体健康、向外流失等原因不再为区域发展发挥个人能力时；当专业团队不再为区域改造提升提供顾问服务时，如何实现村（社）振兴的“断奶”式发展，促生村（社）振兴的内生动力是一项重要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解决精英治理和团队治理的可持续性问题，是推广“共同缔造”推进村（社）共同富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换而言之，将精英的个人魅力转变为村（社）基层服务人员的集体魅力，将团队的专业知识转变为村（社）基层组织的专业能力至关重要。首先要重视村（社）基层的组织建设，规范的组织形式、信息化的工作机制、专业化的工作团队，为常态化的村（社）建设提供组织保障，也为可持续的振兴提供源源活水。其次是平台搭建，“共同缔造”不能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该通过合力搭建多方共治平台形成合力，各司其职、协商讨论、相互促进、资源共享。

　　作者：应雁，鄞州区委党校讲师；王威，鄞州区委党校教师；严科平，鄞州区委党校副校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