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特有的政治概念，是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政协的组成界别，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无党派人士的称谓和实质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从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贤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再到新时期的无党派人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也印证了无党派人士“一心跟党走”的闪光足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有声望的无党无派知名人士，比如，郭沫若、马寅初、李达、吴耀宗等人，被称为社会贤达。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双十协定》中提出“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事”。

　　1946年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有9位人士以“社会贤达”身份出席了会议，他们是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1948年4月30日，中国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在发给响应“五一”号召的致电中，为了与以往的“社会贤达”相区别，首次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这一称谓，准确地把参加中国领导的统一战线而又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组织的人士，同那些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实际上依附于反动政府的政客区分开来，反映了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重大历史关头对政治道路的正确选择，使中国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团结巩固。

　　在筹备新政协时，中国采用了这个概念。在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经中国与各方协商，1949年新政协会议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郭沫若等12人皆为一时翘楚。

　　新中国成立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被沿用，特指新中国成立前后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但参加了人民的社会知名人士。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老一辈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渐减少。新一代无党无派人士无论从社会基础还是成长经历来看，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于是出现了多种称谓并存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继续沿用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二是无党派人士，三是无党派爱国人士，四是无党派知名人士。此外，还有无党派代表人士、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等称谓。

　　多种称谓并存，表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已经不能反映新时期无党派人士群体的现状。有鉴于此，2000年，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加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正式规范了对无党无派人士的称谓，统一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个概念。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协章程修正案，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改称无党派人士界别。2005年，《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无党派人士的概念进一步作了界定，即“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这为做好无党派人士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为充分发挥无党派人士作用指明了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通过“三三制”政权合作的形式，建立了民主联合政权的雏形。无党派人士在这一探索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三分之二的党外分子”主要是无党派人士，他们广泛分布于抗日根据地参议会与政府中，并担任重要职务。另一方面，无党派人士有职有权，在政权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根据地的各项方针政策等重大议题提交政务会议讨论前，必须报党外副主席同意。

　　1941年，无党派人士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作出高度评价，“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的对症药”。“精兵简政”的提案在参议会上顺利通过，同年中央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时期，“三三制”在各解放区政权中继续贯彻执行，无党派人士继续坚定地站在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年主持的旧政协会议中，郭沫若、李烛尘等无党派人士就和中国合作，共同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麻将胡了最新官方版下载后，5月5日，郭沫若与其他11位民主人士第一时间联名响应号召。6月4日，在香港的125位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声明，称中国是“人民的政党”，在用“民主的方式同全国所有民主势力的代表平等商谈国家大事。”1949年1月22日，包括郭沫若、符定一等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到达解放区的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在这份历史性的联合宣言中，第一次主动、公开提出“愿在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

　　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大家所从事的，受着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因此，有很多民主人士，在统治区只能单枪匹马地和反动派作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若形成一个组织，就要经过许多手续和挫折，那是很困难的。有许多人一直是孤军奋斗的，比如今天在座的代表中就有：一直领导着一支文化大军的郭沫若先生，在统治下受着严重压迫的马寅初先生、李达先生,在北平遭到拘捕的符定一先生，在上海一直奋斗的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先生，等等。他们虽然都没有组织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但却领导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联系着许多方面的人士在奋斗着。奋斗的结果，迫使不得不承认和允许在各党派以外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参加旧政协。当然，由于当时跟协商时不得不带有若干妥协性，所以在参加旧政协的人中也有不是为民主而奋斗的、由方面邀请的几位社会贤达。这些人后来参加了伪，参加了伪国民政府。因此，大家一听到社会贤达这个名称就有不快之感,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就很痛恨这个名称。他在香港同各派首先响应去年五一号召的时候，就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筹备新政协时，中国经与各方协商，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达、董鲁安(于力)、符定一、欧阳予倩、洪深、吴有训、王之相、丁燮林、周谷城等12人，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建议，被正式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五一口号”虽已定格于历史长河，但其承载的无党派人士的精神力量却历久弥新、世代相传。

　　翻开《诗词》，与唱和较多者，除柳亚子外，就是郭沫若。由此可见对郭沫若诗词成就的赞赏，又可印证他们之间几十年的深情厚谊。

　　郭沫若生于1892年，比大1岁。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开上海，来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刚到广州，按事先约定，成仿吾陪同郭沫若一同来到林伯渠家。在这里，郭沫若第一次见到了。郭沫若此前已创作出了《女神》《星空》等诗集，见到这位久仰的诗人，非常高兴。郭沫若曾描写过的形象：“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

　　1944年是明王朝灭亡300周年，也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旋即失败300周年，恰好又逢甲申年，郭沫若遂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远在陕北边区的读了这篇文章后，立即给予热情肯定。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还让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沫若的文章，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在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积极投身到文化抗战中，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文化抗战中的领袖人物。

　　1945年，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前往机场迎接，二人相隔18年后终于再次相见。9月3日，原定到重庆天官府郭沫若寓所看望各界人士，只因胜利大队伍堵塞交通，改为在住处红岩村。交谈中，历史学家周谷城问还写诗吗？风趣地回答：“近来没有那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当时，郭沫若看到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于是把自己手上的欧米茄手表摘下来送给。非常珍视这件礼物，直到临终，他一直戴着这只手表。

　　1957年，的18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不久，郭沫若就写作了《试和毛主席韵》，以《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唱和的《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

　　两人唱和最著名的要数以下两首词。1962年12月，适逢70虚岁生日，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读后，心潮澎湃，在短短数日后的1963年1月9日，彻夜未眠，挥毫吟诵成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郭沫若的词，乃借祝寿表达敬仰之情；的和词，却展现了纵横天下、战无不胜的政治情怀。

　　和郭沫若，是中国现代诗坛上两颗灿烂的巨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有翰墨来往；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时有诗词唱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公开发表自己的一些诗词，有时他会请郭沫若润色。例如，1959年作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于9月7日写信给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两次写信，直率地谈了修改意见。在9月13日又写信给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1962年正值全国筹备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周年的时候，同意在《人民文学》5月号上发表他作于30多年前“马背上哼成的”六首词。《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六首词发表前抄送郭沫若，请他写些注释性的文字，以便于青年读者们了解。郭沫若随即写信给，对六首词的字句修改和编排次序，提出了意见。4月底复信郭沫若，肯定了郭对六首词编排次序的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

　　与此同时，郭沫若欣然答应《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约稿，于5月1日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他在文中说：“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勇敢地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周恩来曾评价说：“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称赞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张奚若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之一，对腐败和蒋介石独裁统治深恶痛绝，曾发表《斥蒋介石》的长文，认为其“好话说尽，坏事做完”。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财政部官员作报告时，不承认已出现通货膨胀。张奚若用嘲讽的语气奚落道：“要是在阴沟里都能找到钞票了，那才是通货膨胀呢。”又逐条质询财政报告。

　　他咄咄逼人的气势，让在座的蒋介石大为光火，按了电铃想制止他：“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回应道：“你不要按铃了，也不必着急，我的话不多。”坚持质询完后拂袖而去。

　　次年，又要召开国民参政会，给张奚若寄来通知和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1946年1月，召集各党派代表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方面提名张奚若为代表，蒋介石说：“他是本党党员，不能由你们提。”当时，张奚若是西南联大教授，他听到此话后，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历史镌刻下张奚若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的一则故事。某次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张奚若义正词严：“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张奚若不仅是无党派民主斗士，更是独具慧眼的大学问家。1935年张奚若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对那时社会上颇为时髦的“全盘西化”论和“本位文化”论做了公开的批评，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为“今日之所急需”。文章明确提出，现代化至少应在这几个方面特别努力，一是发展自然科学，二是促进现代工业，三是提倡各种现代学术，四是思想方法科学化。张奚若先生的“四个现代化”观点，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启迪意义。

　　1949年6月，张奚若参加了在颐年堂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全国23个派、无党派及人民团体的134名代表为协商建国献计献策。在讨论国家称号的时候，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提议叫“民主主义人民国”，有的建议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就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还有的提议叫“民主国”等等。、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认真地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认为代表们提的都有道理，但又都没有完全反映出新中国的含义。为了慎重从事，、周恩来、朱德等将十几个国号名称交给代表们反复讨论。在6月21日的会议上，张奚若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建议。他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并向各位代表阐明了自己的理由。他说：“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民主国”两个名称争论激烈。张奚若提出：“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张奚若说服了众代表，就连、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听了后都连连点头，他们认为：既简明扼要，又响亮有新意。国名因此确定，并将这一名称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担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等职务。在1953年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参会者对北京几个历史建筑是存是拆争论激烈，多名学者和教授力主拆除，理由是，有的牌坊柱子已经腐朽，如不拆掉，被大风刮倒要伤人命。

　　当着周恩来的面，张奚若直截了当：“说是三座门等地方出了车祸，死过人，有民愤，所以要拆除，我很怀疑，北京市的车祸是不是都出在有牌楼的地方？出了车祸，应由死的牌楼负责，还是应由活的人负责？”

　　周恩来开玩笑说：“你不宣传，牌楼的命运就更不长了。”张奚若“领情”道：“谢谢总理让我这样说线月，清华大学纪念张奚若诞辰一百周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到会即席讲话：我和张奚老都是陕西人，我到他那儿去，他总要搞点家乡饭请我吃。我常对他说，奚老，你1913年就到外国去留学，寻找救中国的道路，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我那时才出生。你无论是哪方面的经验，都比我多得多。奚老一辈子是个硬人，说话向来不知忌讳，做事更是直来直去，他的“硬棱角”，虽历经风雨，却不曾磨去。同志高度评价他“襟怀坦荡、直言不讳”“不仅是我们党的一位挚友，更是我们党的一位诤友。”

　　符定一是中学时代的老师和校长，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可谓硕学鸿儒、一代名师。他比长16岁。

　　“延安三个月，胜读十年书啊！”1946年6月，应邀请，符定一在女儿陪同下赴延安共商大策。恭敬地把符定一父女迎到自己住的窑洞里，为老师接风洗尘，并请、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作陪。第二天，主持召开了欢迎会。师生久别重逢，畅谈于宝塔山下，漫步于延河岸边，留影于窑洞门前。符定一多次发表演讲，揭露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赞颂解放区之革命新风。他多次说过：“延安三个月，胜读十年书啊！”1947年初，由于符定一从延安回北平后积极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军警以“煽动罪”搜查住宅，并将其逮捕入狱。闻讯后立即电请在北平的设法营救。

　　1947年初冬的一天夜里，几个特务突然闯进符定一的家，翻箱倒柜四处搜罗“罪证”，最后将符定一及儿子带到警察署的一个分所。符定一的女儿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北平军调处的。说：不要怕，他们是怎么不了符先生的，我让李克农想办法。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一个便衣特务头目出来对符定一说：你可以走了。

　　第二天，符定一余怒未消，提笔给北平市长何思源和蒋介石各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质问信。信的大意是：你为大官，我为老儒，你们派人来搜家和逮捕是什么道理？听说是因为我到过延安，跟有关系。是我的学生，这不错。是谁的学生？是蒋介石的学生，他也培养出的一个大官来。要就先“蒋委员长”。我要有罪，蒋介石就该杀。

　　“先武攻天津卫，后文取北平城”。1948年10月，命华北局派人秘密护送符定一由北平抵达西柏坡，共商国是。符定一抵达西柏坡已是晚上，周恩来亲自携灯在村口迎接，在院中等候。三人相见分外激动，一直畅谈至下半夜两点。在送符定一到住所的路上，符定一向周恩来提出自己思考多时的主张：先武攻天津卫，后文取北平城；这样利国利民，而且实现的可能性很大。周恩来听后连连点头称“好”，并说，再和主席商量一下。在平津战役中，党中央采纳了符定一的建议，北平顺利和平解放。在等候北平和谈的日子里，两天两夜没合眼。当得知《和平协议》已经签订的消息，他兴奋地对警卫员说：“先别睡觉，咱们到李家庄看符定一先生去。”一见到符定一便忘记了几天的疲劳，兴奋地说：“今天一方面来看你，一方面报告您一个好消息，北平和平解放了，您回北平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

　　1949年9月21日，符定一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他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筹建中央文史研究馆，安排一批全国知名的饱学博识之士从事文史研究，并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中央决定由符定一出任馆长，符定一不愿接受。亲自出面动员符定一。符定一认为，这是个闲职，无非是有文（文化）且老、贫（生活贫困）资格的人就能当了。笑着说：“不光文、老、贫，还要才（才干）、德（德高）、望（威望），这事还需要您这样有学问和德高望重的人担当啊！”的情深意切，让符定一欣然受命。

　　1954年2月中华书局再版符定一编纂的36卷400余万字的《联绵字典》时，题写了书名。该字典在我国影响深广。

　　新华社发布袁隆平逝世的通稿时，其中政治定位与评价是：中国的亲密朋友，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袁隆平获得共和国勋章的颁奖词，高度概括了先生的一生成就：稻田的守望者。他的形象可谓“几十年如一日”的“农民本色”瘦小身材，背微驼，小平头，一身过时衣，两腿烂泥巴。但也就是他，用他的双手，养活了十几亿人口。

　　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稻）。西方世界称，杂交稻是“东方魔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满目青山，群峰耸峙。无党派人士中，有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张奚若，有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徐悲鸿，有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有“桃李三千圃，硕果满神州”的吴有训先生，他是“科学家的科学家”，培养了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栋梁之材；他是高山仰止的学者，用天赋和勤劳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

　　正如1949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式上所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他们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的。”

　　指出：“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正确认识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无党派人士一心跟党走的深刻内涵，有助于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包括，中国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无党派人士是政治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参加政党协商等，为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