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群众》周刊是中国在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抗战之前，中国没有全国性言论机关，普通民众不了解真实情况。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内容之一就是允许在国统区出版党报党刊。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指导下，《群众》周刊应运而生。

　　《群众》周刊始终把及时、准确传播中央的声音作为自己的重要政治任务，设有专载、来件等栏目，及时刊登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文章。如的《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周恩来的《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两先生》，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巩固团结 粉碎敌人的阴谋》，的《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

　　在文化领域，《群众》周刊也刊登了许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比如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即《整顿党的作风》）《解放区文化统一战线方针》。其中，最能代表中国文艺观、文艺政策的，要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时，由于的重重阻挠，《群众》周刊并没有及时刊登座谈会讲话的全文。不过，《群众》周刊仍然刊登了一系列解读文章。如郭沫若的《新陈代谢》、夏衍的《如何做大众的牛》、何其芳的《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刘白羽的《新的艺术、新的群众》。这些文章，以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为本，阐述了中国的文艺理论，指出文艺要以人民为本位，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是文艺、文艺工作者不断进步的根本原因。通过这些文章，《群众》周刊及时向国统区广大军民传播中国对时局的立场、观点，向知识分子阐释了中央在文化方面的方针政策。让广大知识分子了解到，中国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尊重、礼待知识分子，是做好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前提。周恩来曾多次教育干部在向文化人做工作时，一定要注意以诚相待、肝胆相照，平等待人，不要以领导者自居。《群众》周刊的同志遵照周恩来的教导，以诚挚友好、平等待人的态度广交文化界的朋友，利用登门拜访、聚会谈话、讲演等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方式开展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

　　郭沫若是抗战文化战线的重要代表，也是《群众》周刊的老作者。1941年，在郭沫若的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之际，周恩来提出为他筹备并举行庆祝会。1941年，在周恩来关心支持下，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举行了“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1945年，又举办庆祝茅盾五十周年诞辰和从事文学活动25周年的纪念活动。此外，还有庆祝老舍等人的活动，这些纪念活动的规模都比较大，据《群众》周刊戈宝权回忆，这些纪念活动人数都很多，参加茅盾庆祝纪念活动的就有七八百人。有些纪念会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甚至会亲自联名书写寿联相赠，充分表达了中国对坚持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关心和爱护。当然，这些活动也不仅是一场祝寿、一次纪念。正如周恩来对郭沫若所说的：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

　　除了文艺界知识分子，《群众》周刊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也极为关心，支持他们成立社团、协会。如1939年，在周恩来领导下，由章汉夫、潘梓年（《群众》周刊的两位领导）负责，邀集一批进步的科技人士，在重庆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主张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要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支援抗战、为人民服务。在南方局的影响下，1944年，竺可桢、李四光等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并于1945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从而推动了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群众》周刊需要团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需要《群众》周刊这样的阵地发声。为了争取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党领导下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中来，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指导下，《群众》周刊开辟了知识分子的发声渠道，有“纪念甲申三百年”等史学栏目，“文艺问题特辑”等文艺栏目，pg电子平台还有为编辑与读者沟通而设置的栏目。这些栏目刊发了很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文章，从而吸引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进步作家。

　　以史学文章为例，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知识分子为《群众》周刊撰写了一大批文章——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评判》《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吕不韦与秦代政治》，翦伯赞的《杜甫研究》《殷族与史前渤海诸氏族关系》《桃花扇底看南朝》《论中日甲午之战》，范文澜的《中国历史讲座》，胡绳的《在“九一八”纪念中学习》，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侯外庐的《周代社会底诸制度考》，陈家康的《明末农动研究》等。文艺作品方面，艾青、姚雪垠、臧克家、赵树理等也发表了许多文艺文章。如赵树理著名的《李有才板话》即在《群众》周刊发表。

　　《群众》周刊团结了马寅初、茅盾、老舍、邹韬奋、陶行知等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和社会贤达，形成了一支为民族解放而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以文艺为武器，以笔为枪进行文化宣传，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中心，壮大了中国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