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的《价值的理由》一书追问“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对生活加之反思是一件容易被搁置的事情，人们只是埋头干活儿，却不肯掂量它的价值和意义。陈嘉映这样写道：“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价值考量会让人慢下来，犹豫起来。在这样一个逐利的时代，追问价值的理由往往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陈嘉映说：“世界不是分成你和我要选择的东西，你跟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生活选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无法按照固定的价值排序进行。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这样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下会成为问题，但是并没有固定的、单一的答案。什么东西对我重要是个个性化问题，无法给出统一的回答。一个人投入他所喜欢的事情，从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意义是难以比较的。一个人即使从事一项公益事业、正义事业，也不会因此就获得质问、谴责别人的资格。道德考量不仅是对别人的道德评价，也是对自我的道德追问。道德标准是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而并不是刁难他人的工具。

　　人是观念的动物，但是虚假的观念会将人引入一种虚假生活。商业时代的伪生活侵蚀着人们的心灵。正如陈嘉映所说：“满街、满电视屏幕的俊男美女和新潮商品，似乎要逼迫人们形成关于美好生活的虚假观念。”虚假的观念造成社会心态的分裂。以“丝”的自嘲和自贱便是大众文化价值迷失的反映。英国学者约翰·凯里说：“大众是人群极抽象的方面……大众的隐喻服务于个人专断的目的，因为它把人们变成一个集团，否认他们具有我们所了解的人所具有的那种个性。”大众的价值取向并不是自我选择的结果，里面有太多的暗示、模仿、催眠和诱导。取消了价值追问，蒙蔽便不言而喻。

　　事实与价值是难以分离的，价值是从事实中生长出来的，没有真实就没有生活的依据。陈嘉映说：“并没有两个世界，一个事实世界，一个价值世界，我们也不掌握把价值贴到事实上的魔法。”媒体时代的舆论有时却价值先行，真相尚未尘埃落定，愤怒和声讨便随之而来。不关心事实只顾挞伐，不仅容易造成误伤，也会使价值评判因为缺乏中立的事实调查而流于空谈。

　　陈嘉映提倡“事实说话方式”：“事实说话方式努力把评价与事实分离开来，从而得以把不同的描述转变为不同立场都能接受的陈述，以期不同立场之间能够有效地展开讨论。”那些未经证实的传闻是无法支撑一场公共辩论的，面红耳赤、老拳相向之后往往发现，引发血案的那个“馒头”原本就是一种虚构。网络意见在瞬间就可能被网友无数次转发，滞后的事件澄清往往无人问津，这种情绪化、短暂性的政治参与方式显然不是传达公民意见的最好方式。

　　服从自己，还是服从真实？这确实是网络时代的一道难题。没有大量可靠的真实信息，丧失了对真实的关切，社会生活的严谨有序就无从谈起，而人们对自我的把握也就失去了价值坐标。

　　陈嘉映的《价值的理由》一书追问“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对生活加之反思是一件容易被搁置的事情，人们只是埋头干活儿，却不肯掂量它的价值和意义。陈嘉映这样写道：“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价值考量会让人慢下来，犹豫起来。在这样一个逐利的时代，追问价值的理由往往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陈嘉映说：“世界不是分成你和我要选择的东西，你跟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生活选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无法按照固定的价值排序进行。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这样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下会成为问题，但是并没有固定的、单一的答案。什么东西对我重要是个个性化问题，无法给出统一的回答。一个人投入他所喜欢的事情，从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意义是难以比较的。一个人即使从事一项公益事业、正义事业，也不会因此就获得质问、谴责别人的资格。道德考量不仅是对别人的道德评价，也是对自我的道德追问。道德标准是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而并不是刁难他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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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与价值是难以分离的，价值是从事实中生长出来的，没有真实就没有生活的依据。陈嘉映说：“并没有两个世界，一个事实世界，一个价值世界，我们也不掌握把价值贴到事实上的魔法。”媒体时代的舆论有时却价值先行，真相尚未尘埃落定，愤怒和声讨便随之而来。不关心事实只顾挞伐，不仅容易造成误伤，也会使价值评判因为缺乏中立的事实调查而流于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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