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既是文化内容，又是文化传播行为，传播又与文化同构，因此蕴含丰厚军事文化的军队仪式是展现并传播中国军事文化的一种有效形式、途径和方法。在传播过程中，挖掘并传达军队仪式所蕴含的军事文化、展示中国军队精神风貌和能够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情感是关键。

　　2018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队列条令（试行）》完善了我军仪式规范，按照聚焦实战、立足实际、注重实效的原则，将仪式细化为升国旗、誓师大会、码头送行和迎接任务舰艇、凯旋、组建、转隶交接、授装、晋衔、首次单飞、停飞、授奖授称授勋、军人退役、纪念、迎接烈士、军人葬礼、迎外仪仗等17种。在军人葬礼仪式等活动中还设置了鸣枪礼环节，以表达对为国捐躯军人的敬重。

　　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爱弥尔・涂尔干在他所著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说，仪式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的事件。仪式传播观认为，传播不仅仅是信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传递，文化共享的仪式也包含其中。在共享文化这一层面，仪式和传播紧紧契合。习特别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怎样巧借仪式，通过传播，弘扬中国军队的先进军事文化、塑造中国军队的形象，构筑“认同的空间”，提供“认同的力量”，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课题。

　　仪式一词，中文中最早出现在《诗·周颂·我将》：“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在南宋著名学者蔡沉受朱熹委托所作的《尚书》学著作《书集传》里，朱熹将它解释为：“仪、式、刑，皆法也。”在语言的慢慢发展中，“仪式”逐渐具有了“仪态”“测定历日的法式制度”等含义，也有“典礼的秩序形式”这个用法，比如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鱼豢在其著作《魏略》里有：“楚为人短小而大声，自为吏，初不朝觐，被诏登阶，不知仪式。”这个含义，也成了后来中文“仪式”主要使用的最基本词义。

　　我们今天所说的“仪式”，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所指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巫术、神话和宗教，通常被看作一种标准化的、表演性的、象征性的、由文化传统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是一种沟通和维持群体活动的途径。其基本含义虽然依旧取“典礼的秩序形式”，但与古代中文的“仪式”已明显不同。当下的“仪式”翻译自英文、德文中的Ritual，有两层含义：(1)宗教意义上的仪式、礼俗；(2)日常生活中的仪规、礼俗、程序。从单词的使用上也能看出“仪式”的演变：早期的西方学术著作多用比Ritual更古老、但几乎完全同义的Rite（或Ritus），是因为最早的仪式研究都是在宗教学范畴之内进行的，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所有的宗教中仪式都被认为是最稳定最持久的要素，宗教功能的实现依赖于仪式的复杂呈现，它因此而成为宗教的核心。

　　西方社会人类学家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世俗仪式，开始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仪式主义”学派，以安德鲁·朗和威廉·史密斯为代表，其后是前述的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爱弥尔·涂尔干。涂尔干认为“仪式”是宗教的两个重要基本范畴之一，他说：“宗教现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pg模拟器式。”当仪式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演进和科学理性的持续昌明逐渐从宗教领域走向世俗领域时，涂尔干论述到：“宗教中某些永恒的东西，注定要比所有宗教思想作为其外壳而相继采用的特定的宗教符号存续得更为长久。任何社会都会感到，它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这种精神的重新铸就只有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才能实现，在这些场合个体被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而一道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于是就产生了仪典。”

　　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仪式—是在人类学研究视野和意义范畴内、不仅仅指宗教程序、节日庆典的展示等制度性行为，还包括有着意识形态传播、情感融合、身份认同等功能的行为，是建立一个群体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

　　仪式、文化与传播水融密不可分。首先，仪式本身就是文化。被认为是“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爱德华·泰勒有一个对于“文化”的经典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在内的复杂整体。”他强调的是文化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背景”意义。当特定范围内的人们同处一种文化和意义，将其作为一种自身存在的背景时，就是在确认和追逐意义，其中最直观的形式，就是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地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的系统”的仪式。

　　其次，传播与文化具有同构性。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社会存在于传播中。传播学鼻祖威尔伯·施拉姆也认为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它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不断延伸着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信息渠道。而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显然，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反之亦然。

　　第三，仪式与传播本质相通。自人类诞生以来，仪式就是最重要、最古老的传播形式之一。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有“传递观”和“仪式观”两种不同观念，于前者，传播是一个讯息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后者则强调在时间上对社会文明的维系，仪式中无形的信仰共享和精神体验才是传播的本质。他说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仪式既是传播渠道（对应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Which channel”），又是传播内容（对应“5W”模式中的“What”），并且它们在文化这一层面上获得统一，仪式传播即文化传播。

　　作为一种综合运用军队文化符号以实现某种象征意义和情感体验的程式性活动，军队仪式既存在于军事文化中，是军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体现军事文化的最为直观的方式之一。

　　简而言之，认同就是认可、同意、接受，是一种满足个人归属感的心理机制，是个体潜意识地对某一对象的认可、模仿过程。从心理学上讲，认同是一个将外在的理念、标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社会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认同至关重要。法国学者施伯尔认为，“仪式是文化的真正的纪念碑”。军队仪式是人类仪式文化中的一个类型，既有仪式活动的一般属性和广泛意义，又有深刻的军队烙印，彰显着丰富的军事文化内涵和军队的精神风貌。就如阅兵仪式，我军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大阅兵都成为人民军队展示精神面貌和武器装备的窗口，无愧于一句“一条阅兵路，半部建军史”。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文化记忆”，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民族、宗族还是其他的社会团体，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养成回忆和记忆的能力。文化记忆所要回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1955年，中国人民第一次釆用正步走方式通过广场，体现了阅兵仪式强烈的操控性、稳定性和分毫不差的秩序效应，产生强大气势，透视出的是我军自建军至今一以贯之的忠诚、精武和纪律。再比如军人入伍时的宣誓仪式，有些单位会根据条件将地点安排在重大党史军史事件发生地等具有革命传承意义的场所，以此让宣誓对象能够在历史对话的时空中被赋予一种像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那样的神圣的使命，宣誓对象的神圣性同时被具体化为与历史事件主体有关的形象意识。

　　“所有文化形式的根本目的即在于着手去建立一个思维和情感的共同世界”，仪式作为文化的储存器，是这些形式当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种。

　　微观而言，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情感结构决定了一个人的存在范畴；宏观来说，情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更是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生成的承担者。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依赖情感，都受到情感驱动，从传播上说，人类情感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象征交流形式，是人类最基本的支撑力量和创造力量。

　　仪式富有情感。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这个“最为感动的东西”，就是在仪式中产生的社会的情感能量，它能够使每个人体验到高尚，觉得自己所做的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它能够创造共同的情感和符号，形成与情感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和集体归属感，因此为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提供基础。2018年春节，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的电影《红海行动》火爆国内电影市场，在枪林弹雨“爆燃”全程的整部片子中，为牺牲的战友举行海葬仪式的细节令人动容。2015年9月3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受阅抗战老兵，一位老兵爷爷在阅兵车上一直抹眼泪的一幕，通过时老兵们庄严敬礼的画面，也都深深感动了亿万观众。

　　情感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指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国家是由人们指向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正性情感凝聚而成，如果说存在社会秩序和变革的微观基础，那么就是人们在嵌套于中观和宏观结构之中的互动过程所唤醒的情感。”而仪式功能发挥的方式就是情感，“仪式赋予感情神圣统一的表现形式，从而修正、补充和加强了社会稳固所依赖的情感体系”。情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认识与理解的基础，它交织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尤其是人们追求的公共情感价值，如正义、荣誉、勇敢、信任、尊重、真诚、同情和爱，这是世界融通的语言，是我军军事文化传播获得世界认同的基础。

　　仪式是由大量的、有意义的仪式符号所构成的一个象征体系，在仪式这个文化事件中，仪式的根本目的是仪式行为者通过特定表演活动、场景或实物等表达去表现精神领域的意义，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心理暗示作用，是强化思想意识的重要手段，是不可替代的精神和思想传输的有效方式。人类学家大卫·科泽曾说过：“没有象征以及相关的仪式，就没有政治。”在当前中国军队非常明确的17种仪式中,任何一种对军人的体态姿势都有严格要求，因为“体态姿势”是象征符号，正如在开国大典上任阅兵副总指挥兼阅兵指挥所主任的杨成武同志曾说过的：“我们军队在20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养成了一种优良作风、英雄气概、崇高品质，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外形、我们的动作、我们的队列，将这种好的作风、气概和品质有形地展示出来，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这就是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正义之师，这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英雄队伍！”

　　作为传播，毫无疑问，军队仪式是一种“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斯·凯瑞认为，这种“创造、表征与庆典”能够使参与者、观看者通过精神体验产生情感共鸣，较于理性更能改变他们观念和行为，使他们更能理解和接受行为主体。习主席要求我们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做好仪式传播，就是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