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是一个沉重话题。大概因为这种沉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下简称《面朝》）从中学语文必修教材被移到选修教材，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据说，教师们很难回答学生的疑问：一位如此热爱生活的诗人，怎么会走上不归之路？但是好像没有人探究，海子所热爱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意义。

　　海子的好友、诗人、翻译家西川说：“一个人选择死亡也便选择了别人对其死亡文本的误读。个人命运在一个人死后依然作用于他，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三十多年后，依然有许多人借助他的诗歌在思考。

　　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5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自幼在农村长大。1979年，十五岁的他以安庆地区高考文科状元身份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也从此开始文学创作生涯。毕业后先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刊工作，后转到哲学教研室任教，并随学校搬迁到昌平新校址。海子开设的美学课很受学生欢迎，在谈到想象时他曾举例道：“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1989年3月，他在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条铁轨上卧轨自杀，留下了将近二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

　　海子当年在昌平的生活相当寂寞，也相当贫寒。有一次他走进一家小饭馆，对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老板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

　　海子生前，大量的诗得不到发表，便油印成册赠送友人，却被人频频抄袭见诸报刊，这令他郁闷不已。海子身后，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他、评论他、研究他，他的诗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学、大学教材。

　　许多诗人、批评家在文章中都提到，《面朝》是各地房地产商营销时最喜欢引用的文案之一，尽管他们的房子可能离大海很遥远，但他们肯定觉得这首诗足以诱惑人们慷慨解囊。

　　海子生前自称“物质的短暂情人”，若他九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但他是不会抱怨的，因为这就是身为诗人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加缪《西西弗的神话》里说的：“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者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应受到蔑视的命运。”

　　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每个人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我们可能不写诗，可能不想成为诗人，或者，不想成为海子那样的诗人；但面对这样的诗人，面对这样的写作，首要和基本的态度是尊重：尊重他人的选择就是尊重自我的选择，尊重他人选择死亡就是尊重我们还在坚守生命。在此，西川三十多年前的话仍然值得深思：“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宁肯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

　　大家都知道“诗无达诂”的说法。“达诂”指确切的训诂或解释，意思是说，每个人的生活阅历、思想修养和文化程度不同，对同一首诗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个成语可以用来表述解释的相对性和审美的差异性。我们对诗歌所作的解读，广义上都可称为“误读”；甚至可以说，没有“误读”就没有诗歌欣赏和批评。

　　但有两种误读需要警觉，一是望文生义，信口开河；一是拘泥于“先存之见”而不自知，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未能觉察自我的偏见，对文本的“异己性”或“他性”缺乏敏感。这两种误读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离开语境，自说自话。因此，对同一个文本固然允许多解并存，但每一种解释都应在文本中求得验证。

　　朱自清20世纪40年代就主张，“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也曾谈道，有些批评家娴熟于阐发原理，一当引一句或一首诗作例证时，“却显出多么可怜的趣味！”原因无非是批评家的理论是“借来的”，他并不了解自己说的话或讨论的问题。

　　学者、批评家蓝棣之也提出，“最好的解诗方法是一句一句地解，一行一行地解，一句一行都不可跳过，只有这方法可以把任何一种风格的诗解通。解诗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解释它的大概意义，这是最能胡说的了，但这种胡说往往被说成是接受理论的方法，或什么‘诗无达诂’”。可惜，现在肯用这种笨办法、肯下这种笨功夫的人不多。

　　诗题“重建家园”是个很普通的短语，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现代诗歌一般主张诗歌语言是对日常用语、科学语言的疏离，俄国也倡导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海子的诗题似乎反其道而行之。当然，诗人用它作标题，不可能是随意的。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对这三种语言形态不宜作静态理解，它们之间存在转化，尤其是前两者。最早的诗歌使用的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劳作的语言，今天的许多日常用语也是由诗歌语言转化而来，只不过由于使用频繁，它们已不再被视作诗语了。

　　“重建”意味着原有家园的毁坏、丧失；没有家园的人自然不存在家园的丧失，也就谈不上“重建”问题。那么，是什么样的家园被毁坏而需要重建呢？

　　“家园”是这首诗的核心词语（意象）。如果把它从诗歌语境中移出，既可指物质家园，也可指精神家园—注意，当我们依凭习见做出如此分辨时，已在动用“智慧”了。不妨设想一下：在远古蛮荒时代的人的头脑里，“家园”意味着什么？会有现代人这样条件反射似的“分辨”能力吗？

　　有评论者将这首诗与《面朝》联系起来，认为它们表达了同一主旨，即对尘世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并进一步指出，这首诗更为明确地传递出诗人要放弃虚无缥缈的高迈理想，回到现实的意图，“显示了对自己既往追求的一种反思和否定”。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面朝》是否表达了对尘世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从它的最后两句诗，特别是从“我只愿”形成的转折意味可以看出，诗人是在衷心祝福亲人和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在尘世间拥有各自的幸福，他依然有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在为他人祝福的同时，他也希望他人能为他所追求的幸福而祝福。前面提到的那些房地产营销者，看中的恰恰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而非写实的成分，是诗句中营造的、犹如世外桃源般的美妙意境。这一点他们是对的。

　　那么，认为《重建家园》传递出诗人要回到现实的意图，除了误读《面朝》，也误读了这首诗中的“家园”二字。解诗者按照自己的先存之见或固有理解，非常“自然”地将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对立起来，进而依据下文，将“家园”理解为物质家园，而没有觉察这其中有什么问题；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理解可能正是诗人想要打破的现代人的思维怪圈。每个人的每一种看似“自然”的想法或做法，实际上都是一种“不自然”的产物，是被现代文明/文化塑造成形的。上述解读的背后，体现的是现代人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性。

　　按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观点，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一开始就是隐喻的，即偶然、不确定的。他让我们设想，远古人类最早是用肢体动作、表情和简单的音节、音调等进行交流，这个过程异常艰难。当这些传情达意的元素通过反复交流、磨合达到暂定的一致时，包括语言在内的本义开始形成，然后又在本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隐喻，如此循环往复。他把这种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珊瑚礁：旧的珊瑚不断死亡，而成为新的珊瑚生存的“家园”。所以，海子诗中的“家园”不能单纯地理解成物质家园，它本身是个深刻的隐喻。它和大地、太阳、月亮等一样，属于人类使用的最基本的语词，是所有语词中的词根部分，积淀着很深的文化意蕴。我们下面分析诗歌时再具体展开。

　　诗的首句就引发了疑问：为什么是在“水上”？为什么是放弃“智慧”？水与智慧有关联吗？

　　乐，仁者寿。”钱穆注曰：“水性活泼流通无滞碍，智者相似故乐之。山性安稳厚重，万物生于其中，仁者性与之合，故乐之。”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与“知（智）”确实有关系。此外，水能引起人对时光、生命的思考和探询。孔子曾在水边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许，没有什么比“斯”更能引起人对“逝”的感喟；逝，消逝、丧失，一去不复返。这与这首诗因为丧失家园而重建是紧密呼应的。我们同时联想到，远古人类逐水而居，水因此成为人类文明发源地的重要标识，四大文明古国皆是如此。而文明与智慧是相伴相生的。

　　这句也提示我们，家园的丧失与水有关系。水是生命之源，亦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旧约 · 创世记》载，耶和华造亚当之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又引河水滋润它。亚当、夏娃的子孙传到挪亚一代，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便起了毁灭之心，使洪水泛滥。唯有挪亚蒙恩，受命造方舟躲避了洪水。

　　因此，不论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元典来讲，水与智慧都有紧密关联。现代人的智慧又承此而来。放弃智慧之后，是否要做一个仁者，诗人没有言明。仁者，仁厚之人，包容万物，喜与万物同在。这与诗的意旨是吻合的。

　　有人说，“长空”象征高迈理想、不切实际的幻想，诗人以“停止仰望”来表达对以往空想的否定，从而回归世俗生活。实际上，这一句接上句而来，表达的仍是“放弃智慧”之意。比如，楚人屈原仰望长空，在《天问》中向老天一连发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表现了诗人对自然、历史、社会深思熟虑后的见解、质疑。也就是说，人在仰望长空时，往往会引发深沉的理性思考，激起内心奔放热烈的情感。在海子看来，理性思考即智慧，要“放弃”；奔放热烈的情感需要“停止”—这一句的重心不在“长空”这一对象，而在“停止仰望”这一动作。全句在说，即使家园的毁灭是由上天引起的（如《旧约 · 创世记》所描述），也不要追究、抱怨，而要平静地接受这一切。

　　生存不仅意味着幸福，也意味着苦难和屈辱；生存意味着承担，既承担幸福，也承担苦难和屈辱，如诗人所言，“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生存也意味着平静；那些意识不到“人类的秘密”的人，自然无法做到平静。

　　第一节中诗人表达的是，经由“放弃”而终获平静。人只有放弃智慧和沉思，直面生存，才能意识到生存即承担，“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因之，生存即平静。

　　第二节首句中，诗人为什么使用“洞察”而不使用“观察”？洞察之洞，即深远、透彻之意。洞察需要沉思和智慧；而生存是何面貌，大地已完全呈现，并不是人借由深沉、理性的思考，用语言可以表述的。表述往往是词不达意的。我们只须面向生存本身，回到大地，感受大地。

　　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诗人为什么不直接说“来重建家乡（家园）”呢？这两句表述在意义上并无差异，区别在于，原诗语句重心落在“屋顶”上；若作修改，其语句重心则可能在“重建”，也可能在“家乡（家园）”上。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将阅读者的视线牵引到“屋顶”上呢？

　　“屋顶”自然指代的是家。甲骨文中，“家”这个字上面是“宀”（音mián），表示与室家有关；下面是“豕”，即猪。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多在屋子里养猪，所以房子里有猪就成了人家的标志。屋顶的重要在于它能给人以庇护，因为它的功能正是用来承受的：既承受阳光雨露，也承受风暴雷电。而幸福和痛苦也都是人需要承受的。

　　第三节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点明诗意，再次强调，沉思和智慧对于生存本身没有什么影响。生存类似于道，道若可道，则非常道，而道法自然。生存之道是不可言说的，沉思和智慧并不能解决生存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这里，诗人的生存观有老庄哲学的影响，带有宿命色彩。简单地说就是不要去问，只管去做。

　　熟悉海子诗歌的人都知道，麦粒是其诗歌的核心意象，表达着他作为农民的儿子对乡土中国的眷恋，有评论者因此称他为“中国农业社会最后一位出色的抒情诗人”。某种意义上，麦粒维持着中国社会和人民几千年的“生存”；中国长达数千年超稳定的农业社会结构形态，也在根基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大地是诚实的，因为它不欺瞒，使人喜也让人忧，使人生也让人亡—它按自己的道运转。

　　前面说过，生存之道不可言说；不可言说即缄默，也即不要沉思不要探究。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又说：“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这是自己表明出来的；这就是神秘的东西。”这几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语言是无力的，语言与现实亦即生存之间存在鸿沟。“保持缄默”，就是以自己的诚实回报了大地的诚实。

　　那么，如何理解“幽暗”在诗中的含义呢？缄默即不思不问，浑沌一体。幽暗是天地鸿蒙之初的状态，也是人未开化、未发蒙的状态。这让人联想到《庄子》所讲浑沌开七窍的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幽暗是浑沌的另一种说法。按庄子的观点，人在浑沌时不思不问，是最幸福的；一旦七窍皆开，则会死去。《旧约 · 创世记》中夏娃在伊甸园偷吃善恶果的故事，与此类似。耶和华曾吩咐亚当、夏娃，园中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但在蛇的一再引诱下—

　　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二人吃善恶果之前，同样处于浑沌状态：没有智慧，不辨善恶，不知羞耻。但他们却因为有了智慧而受到耶和华的审判，并被逐出伊甸园。亚当所得的审判是：“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从第一节到这一节，诗人一直在探寻的是生存的意味，亦即“人类的秘密”。在他看来，人应当回到大地，以劳苦所得的收获奉献给大地。人是大地的子孙，来自大地也将归于大地。这就是人的诚实本性。“两手空空”使诗人愧对大地（他在多首诗中反复表达过这种情绪），而对此所作的任何辩解都是一种丧失本性的堕落。海子这首诗里体现的“反智”倾向，与老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至于这首诗是否有《旧约》关于人的“原罪”意识的影响，仅凭上述分析，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不过从我们引述的材料中，还是可以看到其中的关联。许多诗人、批评家指出，海子后期诗歌在语言、结构、寓意等方面，都受到了《新旧约全书》的启示，是他追求“大诗”理想的一种体现。海子离开人世时，随身携带四本书，其中一本是《新旧约全书》（其他三本是梭罗《瓦尔登湖》、海雅达尔《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

　　炊烟袅袅升起，这是温情动人、素朴洁净的乡村画幅，越千年而不变。炊烟将阅读者的视线再度牵引到屋顶，定格在大地上的家园。

　　如同炊烟一样，果园对应着家园。这同样让我们联想起《旧约 · 创世记》传说。最初人类居住的伊甸园，就是果园（如前所说，此果园与水、善恶皆有关）。洪水过后，挪亚做起了农夫，也是种果园（栽了一个葡萄园）。诗人赋予果园（家园）以人的灵性；大地和人一样是上天创造之物，皆有灵性。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听到果园的“静静叫喊”呢？贴近大地的人，和大地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在大地上汗流满面的劳作的人有福了。

　　最后两句近似格言，流传甚广。如果把它们从全诗中抽出来，可理解为：我用双手劳动，付出了努力，无论是否有收获，无论收获大小，都可以问心无愧，无怨无悔—这与流行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观念非常合拍，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这种理解当然不错，但还需要回到文本语境中去品味。

　　回溯全诗，这两句是说，沉思和智慧并不能揭示生存的秘密；思之弥深，失之愈远。既如此，人靠什么获得对生存的秘密、大地的本性的理解呢？靠心的体悟、顿悟。心即悟，悟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如前所述，生存类似于道，道是什么？《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总之，道是恍惚混融的，是形而上的，不能够靠眼、耳、鼻、舌、身直接感知，不能够靠观察直接把握，靠的只能是体验。假使到物质世界去直接观察，可能会背“道”而驰。魏晋玄学家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说：“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须出户；若其不知，出愈远愈迷也。”所以道家强调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使内心进入虚静、安宁的状态，以直觉式的顿悟把握事物的本体。

　　解读至此，海子心中要重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园，这样的家园有无可能重建，大家可能已有了自己的见解。

　　海子的诗，特别是短诗朴素异常，很少雕饰，大多朗朗上口，易于传诵。这种朴素中蕴涵与众不同的光辉，有一种直抵事物核心的力量。这既来自诗人对东西方元典文化的谙熟，也来自他对“大诗”写作的孜孜以求，如同《重建家园》所呈现的那样。

　　从现代汉诗的发展历程和海子所处的时代来看，他是一位有远大抱负和高迈理想的过渡型诗人。这里所谓的过渡，有以下三层含义。

　　首先，海子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不仅诗人的生存遭遇危机，而且也遇到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诗人身份的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这些质疑会连带地引起诗人的自我怀疑，诗人内心总是对既存的一切充满了怀疑。比如，做一个诗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写诗这种行为的意义到底体现在哪里，诗是能改变现实、拯救世界还是能救赎自我，等等。这些在以前并不会作为问题，至少不会作为严重的问题而存在。

　　在西方，不要说柏拉图时代，即使到了19世纪，英国文学家、哲学家托马斯 · 卡莱尔说：“诗人是世界之光。”美国思想家、诗人爱默生仍然赋予诗人以“君主”“帝王”的形象：“诗人就是说话的人，命名的人，他代表美。……诗人不是一个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他自有权力，使自己成为帝王。”布罗茨基认为：“诗人是文明之子。”但是在海子生活的时代，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经历了朦胧诗热潮后，诗歌不可避免地衰落，诗人从“抒情王子”一变而为遭人戏谑的小丑。海子恰好处在一个夹缝之中：从他的理想来说，诗人虽不再是从前代神立言的人，但他坚信诗人和诗歌仍然应该独享其尊严、力量和光辉。他是他的世界里“孤独的王”。这种夹缝状态也就是后现代所讲的“之间”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最尴尬，也是最痛苦的，他们要承受来自外部和自我内部的双重压力。当然，不是只有诗人才处于这样的状态，但唯有诗人对此最为敏感。某种意义上，是诗人表达了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想表达而不能表达的感受，诗人在替我们说话。海子又是在这样的压力和痛苦之中，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少数诗人之一。

　　其次，海子的诗歌写作处在从“我之诗”到“人之诗”的转换时期。新诗自诞生以来，成长历程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有关“小我”与“大我”之辩：或执着于书写“小我”，或希求以“小我”见“大我”，或简单粗暴地以“大我”取代“小我”。就以当代诗歌的发展来看，十七年诗歌的总体态势是将“小我”与“大我”融为一体。20世纪60年代初，贵州诗人黄翔写了一首《独唱》，而在那个年代提倡“独唱”的人，无疑是异端。到了“文革”，主流诗歌里基本上是“大我”，那个代表政治意识形态的“我”压制、消灭了“小我”的存在。朦胧诗则重新恢复了“自我”在抒情诗中的合法地位，但他们在整体上确实存在以自我的体验来鞭挞非人的时代，呼喊出“一代人”心声的写作指向，扮演的是代言人的角色。再到第三代诗歌，更年轻的诗人普遍以拒绝做“时代的传声筒”自居，以沉醉于自我为反叛、先锋。进入新世纪后网络诗歌的兴起，强化了诗人自我情感的宣泄。那么海子呢，他一直秉持这样一种信念：消解类似于“小我”与“大我”的二元对立，返归人原始、本真的浑沌一体的状态；从诗的角度讲，就是要重建诗的家园。海子曾明确表述过他的诗歌理想，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大诗”理想：

　　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大诗”呢？它同样是一种结合，但不是“小我”与“大我”的结合，而是“民族和人类”的结合，是将本民族的情感特色与人类的普遍情感结合起来，以打破或弥合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等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简单地说，“大诗”理想就是“普遍诗歌”的理想，它指向人的存在，指向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深处。就这样的诗歌理想来说，他站在了塔顶，视线越过了众人，所以他必然是孤独的、无人喝彩的。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始于自我，但这仅仅是写作的开始，不是它的全部，更不是它的结局。

　　再次，从诗歌写作的精神指向和文本类型上来说，海子的诗处于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中间”状态。这种说法可能比较暧昧，却是符合实情的。一方面，古典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以情感抒发为最高原则，后者强调心灵的自由与表达的自由，不受一切清规戒律的束缚。此外，浪漫主义诗歌多取材于乡间、田野等。这些在海子的诗特别是抒情短诗中有鲜明的体现。另一方面，海子的诗借助自然的种种元素，形成了比较完整、独特的象征体系。这与象征主义诗歌又非常接近。比如瓦雷里的《石榴》、波德莱尔的《交感》等，通过对自然元素之间关系的描绘，形成一个象征世界，来映射人的本体存在。象征主义诗人在哲学观上受柏拉图“唯灵主义”的影响，认为世界可以分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本体世界即自我世界，现象世界本质上是自我世界的外在显现。诗人通过对可见可感的现象世界的表现，就可以象征性地表现真正的本体—自我。这个自我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与现象世界相对的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海子在他的绝笔《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将抒情诗人分为两类：一类热爱生命，但他热爱的是生命中的自我，认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官能的抽搐和内分泌；另一类虽然只热爱风景，但他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从热爱自我进入热爱景色，将后者当成“大宇宙神秘”的一部分，就出离了第一类狭窄的抒情诗人的行列。从这段论述来看，热爱景色使海子具有浓厚的古典诗人气质，而把景色当成“大宇宙神秘”的一部分来体悟，又体现出现代诗人对象征手法的热衷。至于为什么海子会走上这样一条独特的写作道路，就需要结合他的生平来分析。概括地说，海子进入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对乡村、土地有深厚情感，是一位传统情结很深的诗人。与此同时，在广泛的阅读和勤奋的写作实践中，他深感单纯的抒情已无法达到构建“大诗”的意图；而“大诗”理想，内在地要求诗人尽可能融合一切有用的诗歌元素。海子的一只脚已经迈入现代的门槛，另一只脚仍然深陷在传统文明、农业社会的泥土里。

　　过渡型诗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难以复制。处于“之间”状态的诗人某种意义上是分裂的人，他们所承担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他们总是会为自己设定一个在常人看来无法企及的目标。就《重建家园》来说，海子秉持“绝圣弃知”的信念，渴望返归人原始、本真的浑沌一体的状态。海子为自己设定的这样一种理想追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要忘记，诗人的杰出之处，正在于他总是听从内心的律令或某种神秘的召唤，不可救药地去追寻那不可实现之物。萨特在评述马拉美时说，像马拉美、波德莱尔等诗人， “他们必须是不可救药的，必须心甘情愿不可救药，必须终生披麻戴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则断言：“如果我们不是反复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我们也无法实现看起来可能的东西。”作为农民之子亦即“人之子”的海子，正是以他“重建家园”、重建诗歌理想的矢志不渝的信念，而不是结果，长久停驻在我们的视野里。

　　作者：魏天无，1988年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为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出版学术专著（合著）六部，评论集两部（含合作），随笔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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